[摘要] 检索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决定，对比自2003年开始为抑制房地产过热而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，会发现，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经历十年来未有之大调整。
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，对于“房价”“房地产调控”等热点话题虽未置一词，但有关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”“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”，以及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等重大基础性改革举措，被专家视为顶层设计下的住房政策新路。
检索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决定，对比自2003年开始为抑制房地产过热而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，会发现，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经历十年来未有之大调整。
房地产税有利减少泡沫
在上海、重庆两地试点两年多的房产税真的要来！
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，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的表述，顿成热议焦点。市场人士、学者专家纷纷解读，认为这意味着房产税试点即将在更大范围展开，有的甚至对房产税开征的时点、税率、减免额度作出预测。
细察之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决定，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条件具备时开征物业税相比，指向更为明晰，任务更加紧迫。
房地产税改革究竟会带来什么？
从各国案例看，房地产税作用有三，一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来源，二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，三能增加持有房屋成本，一定程度上影响楼市预期。“房产税改革是我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制度建设内容。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，其目的并非单纯为打压房价，实质上是经济调节杠杆。或许，房产税难以改变未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房价上涨趋势，但一定有对冲房价上升、减少泡沫的效应。
楼市调控是循环过程
10月29日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，“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，同时要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”，“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、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。”
回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来路，对这一调整的认识将更为深刻。
1988年，国务院印发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。十年后，1998年7月3日，新中国住房制度史上的分水岭出现：福利分房在制度上寿终正寝，市场化住房消费由此启动。
在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、积极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励下，到2003年，中国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，同时，楼市投资过热、投机需求冒头，央行开始收紧银根，从此，楼市开始了“过热—调控—飙涨—再调控”的循环。
住房政策的顶层设计
“加强顶层设计，加快建立统一、规范、成熟、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”，是深化房地产改革的必然要求。
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说，与他国不同，中国房地产还涉及诸如户籍、土地财政、征地等复杂因素。这些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“土地财政”，开发商赚取利润而政府收取高额的出让金。高地价、高利润下，高房价在所难免。
如何拆解这一利益链？根本一点，革新考核体系，“去GDP崇拜”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，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，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。同时，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。
与此同时，还需完善土地制度，革除土地财政的弊病。正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许正中教授所说，有的地方是“一房多吃”，既吃土地出让金，又吃转让住房的交易税、个税。这既有先前过分考核GDP所催生的地方投资冲动，又有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导致的“借地生财”的原因。
对此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条提出解决之道：一方面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。另一方面，完善土地制度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，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，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。同时，建立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。这为限制地方对土地的攫取提供了制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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