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洋家具不等于欧式家具堪与民国海派家具分庭抗礼

“五大道”已经成为天津（楼盘）旅游的一大名片，但许多徜徉于五大道的游客都有一个隐约的遗憾，就是大家无论冬夏只能在大街上溜达，几乎很少能进到小洋楼的里面，看一看那里的楼梯楼板，看一看那里的家具装饰。学者冯骥才说，天津有两种文化，一个是老城厢的中国传统文化，一个是五大道小洋楼的租界文化。由此也可以这样说，由小洋楼的建筑格局，衍生出独特的天津“洋家具”文化。收藏五大道的洋家具，研究个中的特色，不仅是文化，更是收藏的实物能够把原有的文化复原。

一、天津洋家具式样独特，首屈一指。

笔者在《民国家具鉴赏必读》中阐释了一个观点：“租界地的建筑完全照搬了欧洲发达城市，建筑会直接影响家具的品种和品样，二者又会改变人们的服饰取向与生活习惯，进而改变我们固有的做法和作风。”说得再直截了当一些，家具其实是建筑的一个拓影，什么样的建筑往往决定什么式样的家具。

天津九国租界地，创了一个世界之，至今这里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。仅以开滦矿务局大楼为例，外表14根高大的罗马柱、内中高大的天井异常壮观，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米。当年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配置了角柜和柜子等，至今留下的房间壁炉式样各异，各有妙思。可以想见，当年家具的式样也是各臻奇妙的。

天津的洋家具不同于海外同时期的家具，当时这里的家具仅有一少部分是跨洋海运过来的。家具的配置是很独特的一门学问。尤其是新的城市新的建筑落成，没有现成的家具可以“拿来主义”，必须重新量身打造。据记载，庆王府的家具就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，这样的家具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、城市建筑的烙印，也必然打上个人审美趣味的烙印。

天津在上世纪初是一个崛起的城市，中国建筑一般以平房为主，而租界地以楼为主。城市面积的扩张，需要大量的家具填充其间，天津的家具制造业出现空前的繁荣，仅举一例，一斑可窥全豹。

天津惠福木器行（天津家具五厂前身）始建于1927年，恰值天津市已升为“特别市”，因为市场好，很快就发展起来，其主要经营的是木器家具和沙发。中国的沙发是舶来品，洋楼客厅、书房的格局，使沙发成为必备的家具。在惠福木器行的档案资料中发现，1935年2月7日坐落在海大道的木器行发生火灾，火灾殃及周围的商铺和住户，并烧死一名叫鲍仁规的中年人。受灾比较严重的商铺有敦庆隆、同兴银号等。另外，仅此一处就有三家木器行被烧，即惠福木器行、裕兴顺木器行、华洋木器行。由此可见，天津当时的家具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，产量相当可观。

天津洋家具的特点不以红木为主，而以柚木为贵。柚木是一种珍贵的木材，价格和红木相等，其优点是不翘不裂，柔韧而具有油性，木质硬度适中。而更多的家具使用榉木、椴木和榆木。天津的洋家具在式样上中西结合，多为欧洲家具的简约风格。特别是存世的坐椅数量惊人，式样繁多，几乎不胜枚举。意租界的意大利领事馆现在旧建筑犹存，据回忆，当年地下室内的坐椅有几百上千把。确实，那么多的楼宇，那么多的房屋厅堂，椅子应该是一个大项，且式样新奇，具有鲜明的“天津特色”。

二、天津洋家具不等于欧式家具。

说一个现象，“五大道”热了，于是有人想用回流的欧式古典家具装饰冒充一下五大道的“当年”。然而人们立刻会发现，这些欧式古典家具和五大道的建筑格格不入，一看就像是一个外国人在冒充中国人。这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符号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异。像国外风行的巴洛克、洛可可式家具，曲线精美分外华丽。虽然在五大道的洋家具里面能找到其中的影子，但它已经融在简约的元素之中了，融在诸多的中国元素中了。

以穿衣镜为例，这是洋建筑里面的摆设，但已经化为中西合璧的天津洋家具了。譬如陈列于意租界领事馆内的穿衣镜，乍看是国外形制，但又有中国座屏的架构。有镟木纺轴的国外工艺，又有如意云纹，甚至帽顶处是双凤朝日的图案。这样的家具形制，别说外国，就是中国也只有天津有。至于衣柜、角柜、梳妆台等家具都有这样的特点。

三、天津洋家具独立于海派家具之外。

一说民国家具必然想到海派家具。海派家具形成了色彩统一、木质独特的民国家具特色，但它不是天津洋家具，不是主流，只是有一些在天津的南方人家庭喜欢使用海派家具。

天津洋家具以柚木为上，柚木家具等同于红木一样的华贵。至今的民国家具中，凡柚木家具必是柴木家具的几倍价值。

在式样上，海派家具比较拘谨，谨守在几个典型的程式化的式样上。像大衣柜，以双开、三开为多。而天津洋家具的立柜有独柜，式样很多，有双开、三开和四开门的。在镜台、梳妆台的式样上也是五花八门，是独立于海派家具之外的民国洋家具。

明式家具已经退出流通领域，进入拍卖行列；清式家具前20年大量外流，存世量已经有限；作为天津的洋家具因为不是红木花梨（中国人崇尚硬木）材质，一度被排斥在收藏之外。随着民国家具研究的深入，越来越发现天津民国洋家具的独特性和性。所以，收藏天津民国洋家具，发掘其中的文化历史信息，应该是天津人责无旁贷的事。